建设朝鲜族学笔谈三篇
为什么以及怎样建设朝鲜族学？   

Why and How to Build the Chaoxianzu（朝鲜族） Studies? 
                                                                                                                                                            
                                                                                            权赫秀



    尽管自己的研究专长并非民族学也不是民族史乃至朝鲜族史，然而笔者早在1983年9月师从著名东北地方史专家常城教授攻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时，就曾接触到有关20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朝鲜族革命斗争史的一些内容，到1986年7月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张学良时期的反日运动初探（1928—1931）》中，还探讨了1930年延边地区红五月斗争的相关史实。

 此后，尽管仍未从事有关朝鲜族史的专门研究，却一直没有放弃对朝鲜族历史及文化问题的关注乃至零星研究，如《关于1920—30年代东北地方朝鲜族农民的经济状况》、[1]《万宝山事件史实考订二则》、[2]《论中国朝鲜族在图们江地区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3]《万宝山事件中的朝鲜族农民》[4]等。到2001年由韩国游学归来后，依旧没有放弃对朝鲜族历史文化的关注乃至研究，迄今为止不仅先后在国内外学界发表了有关朝鲜族历史研究的14篇学术论文，还在报刊上发表了有关朝鲜族文化及现实问题的12篇评论文章。

必须指出，笔者之所以能够不顾自己的专业范围局限而如此长期地关注朝鲜族历史文化问题并试图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有所探究，除了作为朝鲜族知识分子而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先天性关心以外，已故延边大学副校长郑判龙先生的深刻影响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记得是在1992年11月28日上午，笔者专程由长春赶赴延吉拜访郑判龙先生于其既不宽敞更不奢华的延边大学教师宿舍，请先生为我赴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留学而撰写推荐信。就在当天先生亲笔题赠给笔者的《郑判龙文集》一书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感人至深的真诚表白：
“1960年春天就在我结束国外的留学回到中国时，我的留学同学们都是竭力劝阻我重新回到延边，认为回到那里就会荒废学业，不如留在北京科学院一同从事学术研究。在环境优越的地方成长为一名学者固然是一件好事，而从我的处境来看，却是认为回到延边献身于我们民族的教育事业更为实际更有良心，因此还是毅然回到了延边。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的许多留学同学都已经成为大学者或在工作中取得了大成就。然而，我至今依然不后悔返回自己的家乡为繁荣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而献身的当初选择。”[5]

 2004年10月7日由郑判龙先生的弟子们在延边大学校园内建立的郑判龙文学碑的碑文上，也是刻上了摘引自郑先生《风雨五十载》一书中的这样一段文字：
 “我没有勇气拒绝同胞们的召唤而去追求个人的所谓前途。那时候我没有那个勇气，现在依然没有。1960年5月初，延边正是春花、梨花盛开的时节，我怀着要办好延边大学的雄心，离开北京，踏上了北归的列车。”[6]

 在晚年被朝鲜王朝政府尊封为“国一都大禅师禅教都总摄扶宗树教普济登阶尊者”的佛教禅宗大师休静西山大师（1520—1604），在壬辰倭乱时期还曾是率领五千僧兵抵抗倭寇的抗倭义兵名将。当年西山大师留下的一首汉诗《踏雪诗》，也是后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白凡金九先生极为喜爱并经常书写给友人的名作：
     “踏雪野中去，不须胡乱行。今日我行迹，遂作后人程。”[7]

 郑判龙先生当年的毅然决断以及数十年后的上述真情表白，无论是对于笔者个人还是我们中国朝鲜族的所有知识分子乃至所有成员，不仅是足以堪当“后人程”，更是高山仰止的伟大榜样。笔者一直认为，没有为郑判龙先生实现其献身于民族教育文化事业的伟大志向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与条件，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朝鲜族文化史上最大的一个历史性遗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都能够铭记郑判龙先生尽其一生的奋斗历程而留下的上述教诲，无疑应该大大有助于克服和解决近年来屡屡被提及的中国朝鲜族的各种“危机”。这一点也正是笔者不顾专业学识及研究范围的局限而发起此次有关建设朝鲜族学笔谈的初衷与理由所在。

  至于为什么要在21世纪初全球化趋势风靡世界各国的今天提倡建设一个朝鲜族学，亦即建设朝鲜族学的必要性，至少可以指出如下的三点。

       第一，基于中国朝鲜族发展历史尤其是自我认同意识的现实需要。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资料，全国朝鲜族人口为1923842人，约占全国总人口129533万人的 0.00015%，约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113792211人的 0.017%。[8]另据韩国政府最新统计，截至2010年末，韩民族海外同胞人口达到7268771人，其中居住在中国的海外同胞人口达到2704994人，占世界各国海外同胞人口之首。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谓居住在中国的海外同胞人口2704994人并不仅仅指中国朝鲜族人口，还包括具有韩国海外投票权的在华投资者及留学生等。[9] 有关中国朝鲜族人口总规模的上述两组国内外官方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朝鲜族人口尽管在中国总人口以及少数民族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少之又少，而在分布于世界各国之朝鲜半岛海外居民中却是最大的人口规模。近年来有关中国朝鲜族的研究在韩国及日本学界日益得到重视，应该是与上述的事实具有直接的关联。

另一方面，截至2010年3月底居住在韩国的中国朝鲜族人口被推算为423000人，实际上意味着中国朝鲜族经济活动人口（16—60岁）的约三分之一、中国朝鲜族总人口的20%以上经常乃至长期居住在韩国。[10] 正是经过建交二十一年来与韩国社会的密切交流之后，中国朝鲜族反而开始具有了更加清晰明确的集体自我认同意识（collective  identity）。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纪实文学作品《한국은없다》[11]，到最近以来朝鲜族网络媒体上屡屡发出的“우리는 누구인가?”、“우리는 우리다, 떳떳하고 당당하라”等强烈呼吁，[12]实际上都是意味着中国朝鲜族群体在经过与韩国社会长期、广泛、密切、深入的交流之后，开始出现了有别于韩国人、朝鲜人的“中国朝鲜族”自我认同意识。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认为，自我认同的形成首先是一种与他者（the other）的区别（distinction）以及差异化（differentiation）的过程，而中国朝鲜族将自己与韩国人、朝鲜人乃至其他韩民族海外群体相区别乃至差异化的上述自我认同过程，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例。

   简言之，中国朝鲜族至少两个世纪以上的形成与发展历史、人口规模尤其是自我认同的社会现实，已经在急切地呼唤着一个以中国朝鲜族为研究对象的朝鲜族学的产生。关于社会需要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状况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3] 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也曾对学术发展的时代性问题明确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14] 笔者认为，有关中国朝鲜族研究的朝鲜族学完全可以成为21世纪初中国乃至国际学界相关学术领域的一个“新潮流”。

      第二，基于中国朝鲜族研究百年学术史符合逻辑的内在发展需求。如果说上述的社会需求是促使朝鲜族学产生的外在推动因素的话，至少两个世纪的中国朝鲜族研究的学术发展史则可以说是其符合逻辑的内在动因。仅据笔者之目力所见，1930年代初期李勋求博士著《满洲与朝鲜人》[15]一书，应是朝鲜人学者有关中国朝鲜族历史最早的专门学术研究成果，也可以看做是有关中国朝鲜族历史百年研究史的开端。[16]至于1930年由延边《民声报》社出版的沈茹秋遗著《延边调查实录》[17]，尽管其学术性略逊于前者，却应是由居住在中国国内的朝鲜族学者在中国进行调查及出版的最早一份有关中国朝鲜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成果。到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代末期由中国政府组织进行的中国朝鲜族历史调查以及相关研究工作，[18]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学界有关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的正式开端。

到改革开放以后的1988年以来由中国朝鲜族学界为主导连续举办的东北朝鲜民族史学会学术年会[19]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20]，更是表明以中国学界尤其是朝鲜族学界为主要力量的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发展规模。到21世纪初的今天，中国朝鲜族历史乃至现实研究已然成为超越国家、地区、民族、学科界限而方兴未艾的一个研究领域与主题，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21]也出现了有关中国朝鲜族革命斗争史上的“双重使命说”等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研究结论。[22] 换言之，经过迄今两个世纪的发展，有关中国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的研究无论在个案研究还是在理论性探讨方面都已经相当成熟，从知识积累与学术史角度应该说具备了建设一个 朝鲜族学的基础条件。

     第三，国外学术界研究的激荡与刺激。如前所述，至少从近代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在日本殖民时期朝鲜人学者李勋求的相关研究是有关中国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研究百年史的开端，亦即有关中国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的研究在历史上就不是发端于中国朝鲜族学界。到21世纪初的今天，有关中国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的研究已然成为韩国、日本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与主题，如韩国学界有延世大学金度亨教授的研究团队编辑出版的《殖民地时期在满朝鲜人的生活与记忆》系列研究成果、[23]仁荷大学韩国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延边学”系列丛书、[24]韩国外国语大学林永尚教授的研究团队正在编纂朝鲜族电子文化大典等。日本学界不仅有一系列深入的研究成果，[25]更是  在1999年1月创立“中国朝鲜族研究会”的基础上于2007年12月正式成立了“朝鲜族研究学会”，并出版发行学会期刊《朝鲜族研究学会志》。仅从对中国朝鲜族历史与现状进行专门深入的调查研究以及成立专门学会发行专门学术期刊的角度来看，可以说韩国与日本学界已经走在了中国学界尤其是中国朝鲜族学界之前。如此研究现状，不禁使人联想到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研究在日本”的前车之鉴。由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国朝鲜族学者来发起倡议建设朝鲜族学，与国外学界上述研究现状的激荡与刺激，无疑是具有重要的关联。

        毋庸赘述，正如中国朝鲜族是由两百万朝鲜族人口组成的一个大家庭一样，“朝鲜族学”的建设当然也不可能是个别学者甚至个别国家、个别民族学界在短时间内能够“毕其功于一役”的简单之举，需要相关各国、各民族、各学科学界长期的共同努力。同此一理，怎样来建设一个朝鲜族学以及怎样来推动朝鲜族学的深入发展，当然也需要更加广泛、多元、深入的探讨与讨论。笔者只是出于一己之管窥蠡测，谨就朝鲜族学的建设问题提出如下三点思考，以就教于海内外学界及广大朝鲜族同胞。

     首先，朝鲜族学的名称之前应是无须再添加“中国”二字，因为“朝鲜族”原本就是中国 朝鲜族所特有的称谓。可以说，“ 朝鲜族”这一称谓已经包含和浓缩了中国朝鲜族两个多世纪的全部历史与文化乃至自我认同。 [26]众所周知，在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的朝鲜民族，被称为只有朝鲜人之意的“Koreets（男）/Koreianka（女）”，[27] 即其中只有对个体种族性的承认而非对其种族群体的称谓乃至承认。在日本的朝鲜民族多被称为在（旅）日朝鲜/韩国人，至于旅居欧美等其他国家的朝鲜民族也大都是被称为旅某某国朝鲜/韩国人，翻译为英文大都是Korean ethnic or minority in 某某国家或地区， 都是强调朝鲜/韩国人移民 群体之来源国/祖籍国的称谓，而不是对其移民群体之集体性自我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的承认乃至称谓，唯独中国径直称为“朝鲜族”。这样一种在全球范围内最具有现居住国家民族特性的称谓，反映了如下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即中国朝鲜族在历史上是通过东亚范围内的跨国离散（diaspora）过程，而由移居到中国境内的朝鲜人移民集团逐步形成为中国国民乃至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少数民族，至于如今的两百万中国朝鲜族在任何意义上都已经不能说是一种离散族群。[28] 

值得一提的是，有关中国朝鲜族的称谓至今仍没有一个权威的英文翻译。目前国内朝鲜族通用的“Chinese Korean”一词其实极容易与“韩国（朝鲜）华侨”的英译相混淆，[29]至于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的英文名称“China Korean Minority History Association”显然也不是一个正确的英文翻译。笔者认为，日本的朝鲜族研究学会将中国朝鲜族英译为“Korean Chinese”，一些学者甚至直接取“朝鲜族”一词的朝鲜语发音而作“Joseonjok”[30]，都是值得认真关注并加以进一步的讨论。

        其次，朝鲜族学的研究对象当然是中国朝鲜族，因此朝鲜族学在其构筑伊始就应当确立以朝鲜族为本位（by Chaoxianzu〔朝鲜族〕standard）的学科定位。 具体说来，朝鲜族学在国内学界不应仅仅局限于中国少数民族视角乃至东北地方史视角的研究，在国外学界也不应仅仅局限于韩国或朝鲜海外同胞研究的范畴，包括近年来颇为盛行的朝鲜/韩国人离散（diaspora）研究。笔者认为，鉴于中国朝鲜族研究在国内外学界的不同视角乃至立场差异，明确这样一种中国朝鲜族本位的学科定位，对于此后朝鲜族学建设与研究的深入发展无疑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第三，鉴于中国朝鲜族的历史、现实诸特征，朝鲜族学的建设与研究在视野上应是超越国家与民族界限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在方法上应是综合采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跨学科科际综合（interdisciplinary），在参考文献乃至研究过程中也应是积极提倡多国多语言文献（multi-national language archives）的综合利用与交叉分析。 唯有如此，才能更加全面、客观、深入地分析与阐述有关中国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的诸问题，才能使朝鲜族学的建设与发展真正能够符合21世纪世界学术发展大势，进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学术园林之中的又一朵美丽新花。

   还应指出，此次由 笔者发起的有关建设朝鲜族学笔谈，曾经获得 众多相关研究者的积极呼应以及国外学界的关注，却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最终只有包括笔者在内的三位研究者提出了笔谈稿，似也不妨当做是引发有关朝鲜族学建设进一步广泛深入讨论的抛砖引玉之举。 其中，安成浩博士基于文化人类学角度关注稻作文化对朝鲜族农业移民社会乃至1949年后朝鲜族社会各个领域的综合影响，并呼吁应加强对朝鲜族社会文化现象的田野调查、口述史整理工作，从文化角度提出了建设朝鲜族学的有益思考。许寿童副教授强调延边史乃至朝鲜族史研究中应注重全局视野、比较视角及东北地方史视角，进而主张应充分挖掘朝鲜族史的固有特点，其实就是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来强调朝鲜族学建设的特性问题。

作为此次笔谈的发起者，笔者对于全部笔谈文稿进行了文字上的编辑与整理工作，却没有对笔谈内容进行任何的修改，包括各自叙述的方式及注释规范，以尊重并保存每一位作者的原意。所收录的三篇笔谈文稿依据提交先后顺序排列，不包含任何轩轾之意，而且每一位笔谈参加者的立场与观点仅代表其个人，并不代表其他参加者乃至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至于笔谈文稿中的一切内容，当然是由笔谈参加者个人自负其文责，亦不待言。

感谢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前任会长黄有福教授及现任会长郑信哲研究员对此次笔谈的理解与支持，尤其要感谢响应笔者的倡议而积极参加此次笔谈的安成浩博士与许寿童副教授。值得一提的是，包括笔者在内参加此次笔谈的三位研究者，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朝鲜族学者，也都具有在韩国或日本的海外留学经历及国外博士学位。这些个人经历与学术背景实际上正是朝鲜族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巨大变迁过程中具有 代表性意义的一个缩影，更是中国朝鲜族在东亚乃至全球范围内开始又一次大规模跨国移动[31]的历史见证。《荀子·大略》曰：“尽小者大，积微者著。”希望我们这些普通研究者的绵薄之力，能够有助于朝鲜族学的建设与发展，进而能够有助于开拓中国朝鲜族更加美好的未来，是所祷也。

作者简介：权赫秀，朝鲜族，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文学博士（Ph.D），历任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招聘研究员、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韩国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科外国人教授，现任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辽宁大学东亚关系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及东亚国际关系史，著有《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近代韩中关系史的再照明》、《近代中韩关系史料选编》、《东亚世界的裂变与近代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