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佛教与高丽佛教及慧因高丽寺的相互影响
 
玄忠赫 韩国临时政府杭州纪念馆 特聘研究员
吴贤姬 韩国临时政府杭州纪念馆 助理研究员
 
 
目     录
前言
吴越佛教的概念及其影响力
吴越文化跟朝鲜半岛文化的渊源
高丽佛教与吴越佛教的交流
慧因高丽寺的概况及其对吴越佛教和高丽佛教的影响
吴越佛教之“人间佛教”思想与近代中韩佛教交流
结语
参考文献
 
关键词： 吴越佛教、 高丽佛教、 慧因高丽寺、 人间佛教
 
前言
 
中国与朝鲜半岛陆地相连、隔海相望,自古以来,关系密切,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诸方面交流源远流长。最近，中韩两国不仅在经济交流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政治、外交、文化方面的交流也取得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前不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韩期间，在首尔大学的以《共创中韩合作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为题的演讲中，回顾了中韩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称赞多位为中韩友好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包括来自韩国最终成为中国佛教中四大菩萨之一的地藏菩萨化身金乔觉。中韩两国的佛教有着同源一体的血肉联系，并在两国的文化交往中一直起着黄金纽带的作用。吴越地处中韩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其发达的佛教文化更是成为中韩文化交流的一环。
 
吴越佛教的概念及其影响力
 
有关本章节的吴越佛教的概念及其影响力的内容是引用了杭州商学院王仲尧老师的《吴越佛教与当代世界佛教——谈吴越佛教之三大特质与一大贡献，及若干述评》文章中的观点。
吴越佛教是一特定概念。唐末五代时期，因受南方各国帝王保护，佛教在江南尤其吴越地区稳定传播。禅宗五家除临济宗创立于北方，其余四家皆在南方，临济宗后继者不久也渡江南下，标志着中国佛教中心往南方转移。南方吴越、闽、南唐诸国佛教皆兴盛，其中吴越佛教尤为代表。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年）钱镠被封吴越王，后历五世七十二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弘俶归顺北宋，吴越境内始终维持和平稳定，未如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受战乱扰苦。吴越诸王皆力扶佛教，使杭州地区渐成全国佛教中心。钱镠晚年深信佛教，吸引各地高僧来杭州，广建寺塔，乃“倍于九国”；吴越诸王奉佛最诚者忠懿王钱俶，曾制八万四千铜塔，封藏《宝箧印陀罗尼经》刻印卷子颁发境内，并以杭州为中心兴建大型寺院数百，招揽全国佛教精英莅杭，如德韶、义寂、延寿等皆一时英秀；德韶是法眼宗创立者文益法嗣，钱俶早年刺台州时已“延请问道”，嗣王位后更“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礼”，尊为国师；义寂是天台宗名僧，钱俶请至金门建讲，并特为其在天台山建螺溪道场；延寿是德韶法嗣，也深受钱俶优礼，北宋建隆元年（960年）钱俶重建灵隐寺请延寿住持，次年又请住持永明寺（净慈寺）。从吴越国至两宋，杭州地区佛教隆盛，“五大丛林”皆在杭州地区或附近，实际上成为全国佛教中心。这是“吴越佛教”之名的由来。 
    吴越佛教对此后中国佛教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如永明延寿的佛教思想、宋代天台宗“山家山外”之争、天水子睿对华严宗的贡献等都具极高文化价值，但是吴越佛教概念所以成立不仅因此，更重要的是在于其发展历史中形成一些特定质素，近代以来，表现突出。 
    故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居士曾概括中国佛教三大传统，其一曰注重学术研究，其二曰农禅并重，其三曰国际友好交流。从传统看吴越佛教三者皆备，而近代以来由于历史地理及政治经济等原因，吴越佛教又更突出了自身鲜明特色，现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   注重学术思想之研究与传播，契合时代，吸收新文化营养，与时俱进 
　　这个特质在吴越佛教传统中本有之。如延寿《宗镜录》中保存大量唐代各宗思想资料并展开研究，以“心”为宗，调和禅教二家，鼓吹三教合一。钱俶《宗镜录》序曰：“详天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亲父子、厚人伦。儒，吾之师也，寂兮寥兮，视听无碍，自微妙升虚无，以止乎乘风驭景，君得之则善建不拔，人得之则延贶无穷；道，儒之师也，四谛十二因缘，三明八解脱，时习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达真常；释，道之宗也。唯此三教，并自心修。”乃是强调了吴越佛教因其学术思想的研究传播而具备的较强的教化作用，有一定代表性。延寿为代表的吴越佛教的注重学术的传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学理深化的一个表现，对此后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文化的面貌都有影响。 
　　如何结合传统文化资源是中国佛教的发展始终要面对的问题，而注重与时代精神融会贯通，则既是佛教生存的立足点亦是前进的出发地。 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变化复杂，各种矛盾交错，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的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而吴越佛教在组织结构上、社会活动形式上、思想理论的研究传播方法上，开始向现代宗教转化。
（二）具有开明开放的大气度，积极发展中外佛教文化交流 
　　吴越佛教在历史上就注重发展推动中外佛教交流。如五代时高僧义寂为寻找国内散佚殆尽的天台宗论疏而上奏请，钱俶乃遣使往高丽、日本等国。后高丽僧谛观携大量天台诸部论疏来华，宋初“天台中兴”斯由于此。近代吴越佛教大力推动和开展有组织、有规模的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乃属当时中国各地佛教所仅见。
（三）居士佛教表现突出，成为吴越佛教显著特色 
　　学界认为，“将近两千年的中国佛教史表明，如果没有居士佛教的活动，寺院的僧侣佛教的开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居士佛教不仅保证了中国佛教的存在，而且还决定了中国佛教的繁荣。如清末和近代，基本上居士佛教在维持着佛教的生命，使之不至于消亡。”这是中国佛教重要传统之一。佛法博大精深，儒、道皆融，历代文人学士、官宦商贾等深入经藏，或直接或协助弘法工作，形成中国居士佛教传统。两宋以下，吴越佛教的繁荣局面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居士佛教，如宋代在杭州地区从事佛教活动的有宋真宗时宰相向敏中、宋真宗工部侍郎大名士钱若水、宋真宗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旦、刑部侍郎吕祐之、宋神宗时以太子少保在杭州致仕的赵抃、两度守杭的著名文学家苏轼、南宋礼部侍郎张九成、南宋尚书右丞李邴、永嘉知府刘彦修，以及名士吴伟明、黄彦节等。这些都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一般居士可想而知当更多。 
　　近代以来，吴越佛教这个特色进一步突出，如上海居士致力佛教复兴，南京居士侧重佛学研究，杭州居士则厕于两间。当时活跃于吴越佛教圈内的著名居士有一批工商界人士，以雄厚资财襄助佛教事业，如王一亭等，有人谓上海总商会董事半数以上为佛教居士当不为过。有些居士是重要学者，如章太炎、马一浮、蒋维乔、丁福保、范古农、黄涵之、江味农、聂云台、夏丐尊、谢无量等；有些居士是民国名人，如康有为，晚年定居杭西湖州康庄研究佛学。有些居士原是政、军界人物，如程德全（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叶恭绰（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屈映光（民国建立后任浙江巡按史，浙江独立时被推举为浙江都督）、关絅之（辛亥革命革命前曾任南通直隶州知州，后在民国政府中任职）、施省之（施氏钱塘望族，民国初年曾任交通总长、驻英公使和驻美公使等）等。又如杭州居士有林宋恕、夏曾佑、吴壁华、武仲英、黄元秀等。这些居士社会活动能力甚强，与政界、商界、学界联系紧密，捐资出智，弘法护教，开展佛学研究，举办各项佛教文化事业，出版佛教典籍刊物，从事慈善公益活动，成为近代弘传佛教的中坚力量。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亦吴越居士之杰出代表。近代吴越佛教中的居士佛教活动，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吴越文化跟朝鲜半岛文化的渊源
 
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河姆渡文化，无疑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吴越地区的余姚江流域是该考古学文化的核心，迄今发现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大多分布于这一地区。河姆渡文化是与良渚文化、跨湖桥文化一道成为吴越文化深层次的堆积和探索本地区文明的源头。河姆渡文化的的发现与确立，打破了长期以来黄河流域单一中华文明起源地的学说，证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与文明发祥地，其人工栽培水稻遗址的发现，为世界水稻起源问题的研究带来革命性的突破，影响深远。随着考古发现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对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早期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在时间早晚及植物学上的遗传特征等研究，目前中、日、韩三国绝大多数学者基本认为：稻作农业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产生后，不仅向中国大陆其他地方传播，也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韩日两国的稻作文化都渊源于中国稻作文化的东传。吴越地处东南沿海，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其造船业就处于太平洋地区的领先地位，这里的先民是世界上最早尝试去征服海洋的民族之一。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吴越地区自古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沿“海上丝绸之路”的东南亚、南亚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苑利在《朝鲜半岛南方文化与中国长江下游百越文化的关系问题》中提到如下观点：在韩民族中，人名、地名的前面经常使用“高”这个冠词。如高丽、高朱蒙等等。日语中，这个冠词的使用频率也非常高。使用频率最高的还有一个地区，这就是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据史料记载，这里的人在人名、地名前面也经常加上这样一个冠词。人名如“勾践”，地名如“姑苏”等等，从史料记录看，中国南方的这种用法是比较早的。我们从人名、地名、族名的地理移动，即可判断出中国吴越文化的走向以及它与韩日文化的关系问题。再如从稻作文化称谓看，中国吴越地区将大米叫“稌”，发音与韩语的“쌀”基本相同，野生稻叫“秜”，与韩国将混在大米中的带皮的稻子叫“뉘”，发音也大体相同；吴越民族把水田叫“那”，而韩语叫“논”，发音也大体相同。在青铜文化上，《越绝书》中将炼制铜剑的地方叫“姑渎”，而韩语将灶叫“부뚜막”；中国南方将刀叫“葛党”，韩语叫“칼”，发音也大致相同；中国南方将铜矛叫“物卢之矛”，这“物卢”到底是什么意思，学者一直搞不清楚，其实，物卢的古音就是“구리”，所谓的“物卢之矛”就是铜矛。
 
高丽佛教与吴越佛教的交流
 
在韩国历史上高丽诸王都信奉佛法，常设斋饭僧 设道场办法会，还规定儿子多的家庭必须有一子出家，靖宗规定有4个儿子、文宗规定有3个儿子者就得有一个儿子出家的政策，其他王室也不例外。因此，高丽历代王子出家从没间断，佛教在高丽诸王室的大力护持下，得到长足发展达到极盛，并成为国教。为了深究佛理，许多僧侣不远万里纷纷入宋求法，其中就有与吴越佛教深缘的义通和谛观两名代表人物。
义通（927—988）字惟远，高丽国人，出身王族，从小乐道，出家受戒后，曾学《华严》《起心论》，频有造诣。20岁后来中国学习佛法，“初访云居，契悟南宗”，后又跟着螺溪义寂学习天台之教，闻一心三观之旨。得法后至四明（今宁波）创宝云禅院，后世尊为天台宗十六祖。天台宗自创立起主要弘法于相对安定的天台山一带为中心。唐朝中后期的社会动荡给天台宗造成极大冲击，至钱氏建国，天台宗在天台一带的弘法在义寂的努力下再度中兴。与此同时，得法于义寂的义通至四明弘法天台教法，使四明成为继天台之后的又一弘法中心。
谛观（？--970），高丽国人，也是与义通同时受学于义寂座下的10位外国僧人之一。谛观入宋是与吴越王钱俶有着密切因缘的，谛观是高丽王派遣携带天台教典来中国请益求法，学习交流天台佛理的僧人，他的入宋之举，使“一宗教文，复还中国”，从而使这里成为中兴天台的中心基地。谛观随义寂深研天台之学期间整理撰写了《天台四教仪》一书，该书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智者大师五时八教的判教理论，被誉为“天台四书”，为研究天台教义大纲与观心（实践修行）要略之入门书。
 
慧因高丽寺的概况及其对吴越佛教和高丽佛教的影响
 
慧因高丽寺最早建于后唐天成二年(927)，由吴越王钱镠建造，最初名慧因禅院，坐落于杭州玉岑山西北。从有关记载来看，慧因禅院在初建后规模扩大很快，特别从高丽王子义天与该寺结缘，奉经捐资，建阁藏经之后。从北宋神宗到元末顺帝间的三百多年间，除南宋初年曾一度被征用为两浙大试院，后由宋孝宗旨免官司侵占外，高丽寺一直是颇为兴盛，可谓备受恩宠，香火不断，屡有扩建，成为华严第一讲席，并且也是宋元与高丽之间邦交往来和佛教交流的一个中心。
慧因高丽寺的出名，和高丽国王子僧统义天有密切关系。北宋元丰八年（1085），义天远涉重洋入住慧因寺求法。后义天归国，将《华严经》三部170卷送与慧因寺，并捐资建造华严经藏经阁及菩萨像等，使慧因寺名声大振，被誉为"华严第一道场"，俗称高丽寺，慧因高丽寺具有超越一般寺院的特殊意义与价值。一方面，由于北宋时期净源法师的大力弘扬与海东法子义天的捐资献经，使得它成为华严宗的中兴重地和教藏中心，对中国佛教史和对朝鲜半岛佛教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长久的友好历史的见证。因此，慧因高丽寺蕴藏着极丰富的文化内涵，承担着以当代精神继续发扬佛教文化，持续见证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的使命。
 
吴越佛教之“人间佛教”思想与近代中韩佛教交流
 
近代吴越佛教的一个最大贡献，就是“人间佛教”思想之提出。 中国佛教在整个20世纪里从厄难中图振兴，沿着一条崎岖道路行进，从适应后期封建社会的明清佛教传统模式向适应近现代社会的新模式转型。面对种种挑战，为适应时代机宜，大德们主动作出多种回应，举措主要有四：（1）力振祖风，（2）学习外求，（3）返本归源，（4）改革鼎新；营造适应现代人需要的佛教新模式。陈兵提出，这种新模式可用“多元一体”四字概括，多元，谓适应人们多元的宗教需求而有多方面的内容，即传续、重振传统佛教诸宗，继承传统教义教制的基本内容，同时逐步改革传统教义教制中不合时宜的部分，吸取、移植藏传、南传、日本佛教，使中国佛教呈现出较传统面貌更丰富多彩的内容；一体，谓佛教各宗大体都认同、趋归于一种共认为应时契机而又符合佛陀本旨的现代佛教模式——“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亦是基于对明清佛教模式非人间化的弊端之反省批判。佛教革新运动领袖太虚针对传统佛教“重死度鬼”、忽视现实人生建设的偏弊，于20世纪20年代初提出“人生佛教”口号，为“教理革命”纲宗，旨在将佛教从“神本鬼本”、“重求后世之胜进或无生之寂灭”的传统转到佛陀本有的以地球人类、现实人生为本位上来，教人以佛教的精神将生活合理化、道德化，发达物质、伦理、精神生活，完美人格，服务人群，在社会生活中修学“即人乘行而趋佛果”的“今菩萨行”。后又提出“以佛教的道理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为旨的“人间佛教”。
近代吴越佛教的一个最大贡献之“人间佛教”思想的实践活动与慧因高丽寺的重建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以佛教的道理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为旨的“人间佛教”思想影响下，30年代佛教刊物《海潮音》出过“人间佛教号”专辑，慈航法师在星洲创办过《人间》佛刊，抗战中四川缙云县出过《人间佛教月刊》，可知“人间佛教”思想当时就得到了社会回应。正是在“人间佛教”思想指导下，广大佛教徒积极投入慈善救济、抗战救国，关心国家建设，热情服务众生，使佛教发挥出积极的社会功能。期间，曾经担任中国佛教会会刊《海潮音》的社董的玉慧观（一名出生在朝鲜的中国人。因为他从小在朝鲜长大，所以以韩侨自居。他亲眼目睹了朝鲜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残忍情况，朝鲜人民过着非人的生活，因此激起了他反日活动。他早年积极参与了当时韩国独立党领袖安昌浩同志领导的革命活动，力图恢复民族自决，恢复朝鲜人民的自由。回到中国以后，他仍然积极参加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是他一生的理想与行动。）自归依太虚大师之后，就致力于中韩两国佛教间的友好与交流，他长期在上海，目睹了大批韩国抗日义士在沪的爱国革命运动。他在力促恢复高丽义天在杭州建立的道场——高丽寺，担任了高丽寺重建筹备委员会委员，亲自撰写《中韩佛教纪念道场：西湖高丽寺中韩佛教纪念道场筹备启》，表示“现今韩国佛教徒，谨承大觉先师报恩弘法之遗绪，拟重建高丽寺。藉中韩佛教传授源流之纪念道场起见，特派慧观在沪筹备，一俟有绪，着手起工。伏愿中韩两国诸大善士信女，时赐惠教，是所馨祷。”以此为契机，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中韩两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不懈地努力慧因高丽寺的重建事业，直到2005年正式破土动工。
 
结语
 
杭州素有“东南佛国”之称，又是作为吴越佛教之中心，继承和发扬吴越佛教所崇尚的“人间佛教”精神方面应该充分发挥其现有的所有有效资源。在当今社会上，随着人们生活工作压力的增大，开始流行“禅修”之风，同时逐渐盛行“体验寺院生活”特色旅游。作为吴越佛教和高丽佛教文化交流乃至中韩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者的《慧因高丽寺》蕴藏着极丰富的文化内涵，承担着以当代精神继续发扬佛教文化，持续见证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的使命，应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参考文献
 
《吴越佛教与当代世界佛教——谈吴越佛教之三大特质与一大贡献，及若干述评》  王仲尧
《吴越佛教》第一卷 杭州佛学院 编 九州出版社
《吴越佛教》第八卷 杭州佛学院 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宋代明州与高丽》 王力军 著 科学出版社
《高丽寺重建与中韩文化交流》 金健人 林阅春
《高丽僧义通与天台佛教在四明的开展》 秦 瑜
《吴越与高丽的佛教交流使者—谛观》  李海涛
《宋代吴越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  周祝英
《朝鲜半岛南方文化与中国长江下游百越文化的关系问题》  苑 利
《民国佛教刊物所见当代韩国佛教史料摭议》  黄心川